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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引專家熱議?多點共識促科學修法

2019-12-27 10:43:26    市場報網絡版資訊周刊   點擊:

市場報網絡版資訊周刊北京訊(本報記者劉炳棟 金英勤 通訊員 楊 俊)2019年11月底,由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中國政法大學犯罪評估與防控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專家研討會在北京福建大廈舉行,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有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張荊教授,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豫黔,中國政法大學劉邦惠教授、王順安教授、姜斌祥研究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西南政法大學王利榮教授,北京市女法官協會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委員會(法官媽媽)尚秀云,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路琦女士,中學生報原主編杜立,全國人大原內司委工青婦室原副主任趙智鴻,最高人民檢察院原檢察官劉雅清,長沙孟媽媽青少年保護家園園長孟繁英,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院王輝講師等。張荊教授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與會代表多數是從事青少年犯罪研究的老人,曾目睹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誕生,也參與了2012年該部法律的修正”。本次《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訂,與會者情緒高漲,逐條研討,形成不少共識,特刊出,以饗讀者。
(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專家建議提煉:2008年至2017年,我國法院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連續9年持續下降,2017年與2008年相比下降了63.1%。持續下降的原因有三:一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二是未成年人口數量的減少;三是未成年人生活環境和法制環境的改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將會進一步改善未成年人成長環境,專家討論認真,集中于三點建設性意見,供修法參考!
(一)面對14歲以下未成年人殺人等惡性案件的發生,社會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違法亂管。修法之際需做兩類制度設計選擇。一是像許多發達國家那樣建立和完善預防未成年犯罪的“社會防衛體系”,具體手段可選二。1.改造工讀學校,建立封閉場所,進行心理治療和矯正;2.改造收容教養制度,完善省市級教養中心;3.在程序法上修改《刑訴法》,增設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強制治療和矯正程序”。二是維持現有未成年人司法體制,在對未成年人生理、心理成熟提前之狀況實證調查的基礎上,適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二)少年法庭制度不應該在修法中去掉,三十五年少年法庭的司法實踐成績顯赫,對未成年人的特殊審理,既體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又有效的預防了未成人犯罪,并與世界司法文明同步。
(三)建議在預防未成年犯罪中進一步強化父母的責任。嘗試針對父母的“學習令”、“養育令”、“特殊教養令”、“棄養福利折損令”、“刑期等罰賠償令”等制度。
1、 十四歲以下未成年人的惡性案件多發,修法不能視而不見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副會長 張荊教授發言)
張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法目標明確,即有效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修法文中,有29處“不良行為”、9處“嚴重不良行為”,試圖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及時分流處置,防止其滑向犯罪的道路,《修訂草案》的二十四條細化了不良行為的內容,第三十四條細化了“嚴重不良行為”的內容,并隨后跟進了處置未成年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的處置措施,這是立法的進步,但僅有“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的分流處置并不全面,《修訂草案》依然未對十四歲以下未成年人的惡性案件如何處置做出規定,對于2018年底和2019年10月發生的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弒母案和殺害10歲少女案,及引發強烈的“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社會輿論沒有予以回應,實屬修法之缺陷,因此建議利用此次修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際,努力建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防衛體系”,具體方案可以有以下選擇:
      一是對于14歲以下犯有殺人、強奸、搶劫等八種惡性犯罪者,經過少年法庭的審理分流,可參考日本兒童自立援助中心的作法,送到改造后的專門學校,設置封閉場所,對其進行心理治療和行為矯治,同時完成義務教育。 
      二是在省一級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收容教養中心,需經過少年法庭的審理分流后送入該中心,接受心理治療和行為矯治。 
      三是參考《刑訴法》修改中增加對精神病人犯罪的“強制醫療的特殊程序”的做法,有效抑制了精神病人犯罪的經驗,修改《刑訴法》,加入“依法對未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實施強制治療和矯正程序”,保障處置程序的合法性。 
      四是若準備維持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體系的現狀,不作大的變革,可考慮在對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成熟情況及最初犯罪年齡進行實證調研,在調研的基礎上,適度降低八種惡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建立社會防衛體系和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二選一,明確后可在《修訂草案》中加入相關條款。
(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豫黔發言)
李豫黔:第一,建議保留政府收容教養制度,但是要對這一制度進行改革、完善,將收容教養名稱改為“強制矯治”,14歲的“熊孩子”犯罪一定要管,犯了重罪怎么能不管?怎么能又重新回到學校上學呢?這些犯罪的少年,送到工讀學校不合適,受害人及家屬、民眾都不會答應,要修改刑法,并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修訂)》中重構和完善收容教養制度。
      第二,如果一定要撤銷收容教養,那么建議在未管所基礎上改造設立“少年矯治中心”,并與專門學校銜接,負責收押18歲以下的未成年犯和16歲以下的違法犯罪少年,其主要任務是教育矯治,當前,未成年人管教所的執行也是面臨很多問題和困難,這幾年未成年犯逐步下降,許多未管所房屋設施都空了,少年犯越來越少,為了節約、整合資源,可以將未管所關押方式對不同罪錯少年實行物理上隔絕,分類、分級來管理教育,但前提是法律上要改革完善,規定明確對犯了罪錯的未成年人的執行機構、執行方式、主管部門等。 
      從歷史的沿革來看,1994年12月我國監獄法頒布之前政府收容教養的未成年人是放在未管所的,監獄法頒布之后,司法部認為監獄不適宜收押少年教養人員,就調整了關押方式,專門發文不讓未管所收了,在各省勞教系統成立少年教養所,專門收押少年教養人員,勞動教養廢除后,司法部又專門發文,允許未管所收押少年教養人員,讓未管所把這部分人收管起來,嚴格講,這樣做于法無據,檢察機關為此還提出了意見,最高檢刑檢廳說這樣做違法了,但我們說,違法了怎么辦?政府收容教養人員誰來執行?這是法律的嚴重缺陷,現實中這些人不能不管,所以現在未管所仍然在收押少年教養人員。 
      路琦:收容教養和專門教育是分級教育矯治的不同層級上的措施,專門教育在法律草案中已得到一定程度完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需要將收容教養制度激活并保證其切實發揮作用。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發言)
李玫瑾:我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比較關注,我有兩個意見,第一,據我所知,現在“收容教養”這個設想好像不被認可,我跟基層的公安同志討論過,他們的建議取消少年管教所,把少年管教所和收容教養合并為“未成年人教養矯治中心”,“教”等于是過去的管教,“養”就是收容這一部分,我覺得這個建議特別好,少年管教的人數現在各地都不是特別多。
      第二,他們畢竟還是未成年人,都是18歲以下的,管教要有特殊性,在一個地方要有少年管教所,再有專門學校,再來一個收容教養機構,有無必要設置這么多的機構嗎?設一個收容教養所又需要全部的一套人馬,所以在縣一級的層面弄兩個“所”有點不太好,弄一個所可以分成兩個管理,一部分是屬于執行刑期的,還有一部分屬于“容養”,如果能夠并在一起,我覺得這個對于我們具體操作來講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所以我的建議:把少年管教所和收容教養所放在一起,他們的共性是有24小時的生活場所,不同的是,教養所有更多自由的學習和活動時間,兩者統稱為“未成年人教養矯治中心”,而且這樣在縣域級基本都可以來操作了。 
      關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還有一個問題,14歲以下除了“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合計十八條以外,沒有關注14歲以下做了殺人等重罪的情況,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但刑法管不了,這部分人處置應當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有所體現。 
      我的專業研究讓我更關注的是人,人的問題有一個環境和情境的背景問題,環境是外部,情境是人的環境,比如,我們公安的同志就說,感覺現在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針對在城市、有家而出現不良行為的孩子,就是爸媽在,只是他們管不好,出現行為問題了,其實某種生活方式也是犯罪的征兆,不是到行為層面才是違法前兆,如南方城市里,有許多孩子早年被留在山里,到了八九歲隨父母來到城市,當父母失去工作,要離開城市時,他們不愿意回去,于是,父母走了,孩子搭幫結伙地留下來,“抱團取暖”,以違法為生,一晚上能砸五十多輛車進行盜竊,公安機關沒辦法,如果父母不在眼前,把他送到專門學校都很難解決,因為學校在周六和周日都是讓孩子回家的,如果沒有一個管生活的家庭的話,他們怎么可能會留在學校?他們會走的,所以,孩子的危險征兆不只是出現不良行為,而是生活方式就不正常,不在被家庭、學校保護的范圍內了。 
      我在重慶的一所有名的高級職業學校調研,我問他們校長一個問題,你在接收孩子管教當中,有沒有管不了的孩子?他說有,有兩種人,一種是吸毒的孩子,還有一種是流浪的孩子,因為他們學校沒有保安,管不住,多數孩子都愿意學習,可是這些孩子就不愿意在這里待著,換句話說“流浪算不算不良行為?”這兩種孩子在我們現有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怎么解決? 所以,不良行為的規定外,是否可以考慮:處于失去保護的孩子、因失去正常社會化而處于危險邊緣的孩子,將這樣的情況也納入進來。 
      降低責任年齡我是反對的,但是我不是法學專家,可能我討論的不太現實,我主張降齡的把刑事起點降低,或單獨設置少年的司法,這樣可以極早解決,避免“養肥”了再殺,有些孩子12歲左右就開始作惡,但是沒有辦法管,我曾經聽到一個案例,有一對兄弟兩個人拿一個竹棍捅到了兩個姐妹的子宮里,導致兩人終身不能正常生育,案件發生后民憤非常大,如果14歲以下只設一個專門的學校,專門收容還是不太行,因為他們傷害的也是未成年人,我們對這孩子的優先保護對被傷害的孩子及家庭帶來的是什么感受?問題是我們現在建立單獨的少年司法也是不可能的,只要這個孩子構成的刑事行為,應該啟動檢察和起訴,只不過這些起訴和審理都是按少年模式來走的,但是要讓被害人感到要有社會和法來管這個事,我認為法律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儀式,儀式本身也是一種教育,包括法律起訴的過程和審判的過程都是一個教育,比如說圓桌坐在一起,有老師、被害人和傷害者,這跟被警察抓起來再放了就是不一樣。 
      關于《未成年人預防犯罪法》中的“校園欺凌”問題,大家都認為特別的嚴重,我個人認為校園欺凌屬于心理學當中“限于青春期”的行為,雖然這種行為很惡劣,我們要管和制止,但是我認為這個事情是學校管理的問題,如果出現欺凌現象就延期畢業,就多讀一年,是用其他方法來解決的,人們很少見到在工作場所二、三十歲的人結伙把一同事逼到墻角里扇耳光的,因此,這是一種青春期的行為,我認為這種行為都不適合用刑事法來解決,如果因傷導致他人的終身殘疾,甚至死亡這樣大的案件就應該啟動司法,因為這種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的底線,在“生命”和“責任年齡”之間我絕對優先考慮選擇生命權,不管你到不到年齡,只要你故意傷害生命的,無論多大年齡法律都要啟動司法程序,而不是單單收容的事情,但眼下方式我不能接受,當然,最后審判后如何處罰,由法官根據“保護兒童”原則,對未成年人違法人也要盡可能地予以挽救,懲罰也以此為出發點,這樣設計法律,至少公眾能夠接受,他們確實與成年人不一樣,但他們殺人的能力不亞于成年人,最后還是應該啟動司法的過程,給被害人一個安慰。 
      二、學校法制教育的關鍵點及方法要科學
      【修訂草案原文】第十條 對未成年人應當加強理想、道德、法治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對于達到義務教育年齡的未成年人,在進行上述教育的同時,應當進行預防犯罪的教育。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的目的,是增強未成年人的法治觀念,使未成年人懂得違法和犯罪行為對個人、家庭、社會造成的危害以及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樹立遵紀守法和防范違法犯罪的意識,增強自我管控能力。
      張荊:建議修改第十條第一款:該條款規定“對于達到義務教育年齡的未成年人……應當進行預防犯罪的教育。”,在預防犯罪教育之前應加入“預防被害教育”的內容,相關研究發現,未成年人的初次越軌行為最早年齡多為十歲左右,但成為被侵害人的年齡要早得多,因此提早做好防止被害的教育非常重要。
      【修訂草案原文】第十一條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預防犯罪教育負有直接責任,發現未成年人有心理或者行為異常的,應當進行教育、引導、勸誡,幫助其改正,不得放任不管、放棄監護職責。
      孟繁英:建議將“放棄職責”修改為“不得怠于履行監護義務”。職責表述的范圍過于寬泛,相對于未成年人監護責任而言,監護人(家長)的義務是首要的,未成年人原生態家庭是其成長的最初的本源,只有重視家庭的作用、敦促監護人認真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義務、強化家庭的教育功能,才能真正形成“齊抓共管”的格局,提高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整體工作水平。
      【修訂草案原文】第十二條 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應當將預防犯罪作為法治教育的內容納入學校教學計劃,結合常見多發的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對不同年齡的未成年人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犯罪教育。
      學校應當結合實際舉辦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為主要內容的活動。
      張荊:建議修改第十二條第一款為“對小學三年級以上的未成年人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犯罪教育”,理由是“未成年人的初次越軌行為最早年齡多為十歲左右”,正是上三年級的時候,此時的預防犯罪教育針對性強,效果佳。
      【修訂草案原文】第十六條 教育行政部門根據需要可以以購買服務等方式招聘專職或者兼職的社會工作者,學校根據需要可以聘請社會工作者,長期或者定期進駐學校,協助開展德育教育、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參與處理學生欺凌事件和其他不良行為,為有需求的學生提供服務。
      張荊:建議修改十六條:“……學校根據需要可以聘請社會工作者……參與處理學生欺凌事件和其他不良行為”,建議在“參與”之后加入“實施恢復性司法,處理學生欺凌事件……”理由是讓社會組織參與到學校“恢復司法”工作中會增加該工作的科學性和中立性,讓欺凌者懺悔,讓被欺凌者寬恕,達到新的和解,有效避免仇恨延續,修復人際關系。
2、 進一步調整“不良行為”與“嚴重不良行為”的設定范圍
中學生報原主編杜立發言
【修訂草案原文】第二十四條 本法所稱“不良行為”,是指下列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不予干預會日益嚴重的行為:
  (一)吸煙、飲酒;
  (二)多次曠課、逃學;
  (三)無故夜不歸宿、離家出走;
  (四)沉迷網絡以致于影響正常學習和生活;
  (五)與社會上具有不良習性的人交往,組織或者參加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
  (六)進入法律、法規規定未成年人不宜進入的場所;
  (七)參與賭博或者變相賭博,或者參加封建迷信等不良活動;
  (八)觀看、收聽含有色情、淫穢、暴力、恐怖、極端等內容的讀物、音像制品或者網絡信息;
(九)其他有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的行為。
      杜立:此次修法將“曠課”列為“不良行為”,而且認為“多次曠課”才是不良行為,按草案的理解,曠課一兩次沒什么,算不上不良行為,只有經常曠課才是不良行為,這個要求過低了,曠課是孩子學壞的起始之一,而且這一行為絕大多數是故意的,不存在過失性,所以曠課應該列為不良行為,“多次曠課”則屬于嚴重不良行為。
      把“與社會上具有不良習性的人交往,組織或者參加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列為不良行為,這句話其實是三個層次:與社會上具有不良習性的人交往、參加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組織或者參加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這三個層次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應該把“與社會上具有不良習性的人交往,參加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列為不良行為,把“組織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列為“嚴重不良行為”兩者行為差異甚大。 
      張荊:建議將第二十四條的(九),恢復還原為原《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及其他嚴重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因為這一規定比“其他有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的行為”更具體且具有輻射力,比如說,2019年10月發生的14歲的蔡某某殺害10歲少女案件,蔡某某長期尾隨少女和成年女性,是典型的嚴重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
      【修訂草案原文】第三十四條 本法所稱“嚴重不良行為”,是指下列嚴重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
  (一)結伙斗毆,追逐、攔截他人,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等行為;
  (二)非法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弩、匕首等國家規定的管制器具;
  (三)辱罵、毆打他人,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
  (四)盜竊、哄搶、搶奪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
  (五)傳播淫穢的讀物、音像制品或者信息等;
  (六)賣淫、嫖娼,或者進行淫穢表演;
  (七)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他人提供毒品;
  (八)參與賭博賭資較大;
  (九)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
      杜立:現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把“打架斗毆,辱罵他人”列為不良行為,《草案》則列為嚴重不良行為,打架斗毆,辱罵他人也是學壞的開始,建議應該將其列為不良行為,從一開始就制止。
      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攜帶管制刀具”被列為不良行為,“攜帶管制刀具,屢教不改”被列為嚴重不良行為,草案修訂稿中把這些內容刪除,不當!現實里中學生帶刀入校,因為小矛盾激化而持刀傷害的事例非常多,因此還是應該保持有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為宜,現行法律把“偷竊”列為不良行為,草案把“偷竊”給取消了,改成“盜竊”,列入嚴重不良行為。“偷竊”是指小偷小摸的行為,從小就有這種行為,長大后難免愛占公家便宜,從開始就該警惕,“故意損壞財物”的現象也不少,所以我認為,還是現行法律的規定更好,應該恢復,草案里的嚴重不良行為“盜竊、哄搶、搶奪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應該改成“盜竊、哄搶、搶奪公私財物”。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路琦發言)
【修訂草案原文】第三十五條 ……對有嚴重不良行為依法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公安機關可以同時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幾項教育矯治措施:
  (一)予以訓誡;
  (二)責令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三)責令具結悔過;
  (四)責令特定期限內定期報告思想狀況和活動情況;
  (五)責令遵守特定的行為規范,不得實施特定行為、與特定人員交往或者出入特定場所;
  (六)責令接受心理輔導、矯治或者其他治療;
  (七)責令接受未成年人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觀護幫教;
  (八)責令遵守其他促進未成年人遵紀守法的要求。
      路琦:建議修法應充分體現出深入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科學傳承古代息訟思想,積極借鑒恢復性司法理念等中西方思想精華的內容,最大限度考慮未成年“受害人”的關切和對“加害人”的多方幫教,最大限度降低“受害人”變為“加害人”的可能性,對此,草案需要做出多處修改,例如,第三十五條列出了八項措施,每一項都只是被選項,建議將某些項,如“賠禮道歉”等列為必選項,這是對罪錯方最基本的懲戒和對“受害方”的些許安慰。
 
四、完善專門學校制度建設及義務教育條款
【修訂草案原文】第三十八條 對需要送專門學校進行教育矯治的未成年人,公安機關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門提出建議;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或者其所在學校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請。
教育行政部門根據建議或者申請,組織教育學專家、心理學專家、未成年人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員進行評估,依據評估結果作出決定。
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
      路琦:建議第三十八條第一款改為:對需要送專門學校進行教育矯治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或者監護組織及機構或者其所在學校,可以按照有關規定提出申請,經教育行政部門評估批準后,將其送專門學校繼續接受教育。第二款改為: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司法行政部門也可以按照有關規定提出建議,并配合專門學校做好教育矯治工作。第三款改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或者監護組織及機構對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
 【修訂草案原文】第三十九條 專門學校應當每個學期對就讀學生的教育矯治情況進行評估。對經評估適合轉回普通學校就讀的,專門學校應當向原決定機關提出轉回普通學校就讀的書面建議。原決定機關在聽取未成年學生本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原所在學校的意見后,作出是否轉回普通學校就讀的決定。
      決定轉回普通學校就讀的,其原所在學校不得拒絕接收;有特殊情況,不適宜轉回原所在學校繼續學習的,由教育行政部門安排轉學。
      路琦:建議第三十九條改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或者監護組織及機構或者其所在專門學校,應當根據學生的表現情況,按照相關規定提出轉出專門學校的申請,經教育行政部門評估批準后,適合轉回普通學校就讀的,其原所在學校不得拒絕接收,有特殊情況,不適宜轉回原所在學校的,由教育行政部門安排轉學。
(全國人大原內司委工青婦室原副主任趙智鴻發言)
      【修訂草案原文】第四十一條:未成年犯在被執行刑罰期間,執行機關應當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法治教育,對未成年犯進行職業技術教育。對沒有完成義務教育的未成年犯,由專門學校負責選派教師承擔義務教育工作,保證其繼續接受義務教育。
      趙智鴻:《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第四十一條規定“由專門學校負責選派教師承擔義務教育工作”,由于未成年犯刑罰執行地點不一定有專門學校,而且即使專門學校與執行地點在一座城市,可能兩個地點相距較遠,給執行這項規定帶來不便,而普通學校分布范圍廣泛,具備就近提供師資的便利條件,建議改為“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選派學校負責承擔義務教育工作”。
      路琦:建議修改第四十一條為:未成年犯在被執行刑罰期間,執行機關應當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履行教育矯正職責,并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法治、行為規范和職業技術教育,對沒有完成義務教育的未成年犯,由執行機關通知并配合教育行政部門保證其繼續接受義務教育,修改的理由是可更好地做到了與正在修訂的《未保法》和正在制訂的《社區矯正法》等的銜接。
      李豫黔:關于未管所未成年犯的義務教育問題,現在的法律規定,由專門學校派教師到未管所進行文化教育,這種規定在實踐中很難執行,現在全國未管所未成年犯的義務教育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好,根本原因是法律規定不明確,各部門的責任不明確,雖然國家法律規定未成年的義務教育要解決,但是具體到教育部門、司法部門、財政部門如何協調如何落實,這是個大問題,關鍵還是法律不明確,我的建議:未成年犯的義務教育由未管所負責提供教育場所設施,組織管理好未成年犯,教育部門負責未成年犯的所有義務教育,包括派專門教師、教材,教學質量保證等,義務教育經費由財政部門全額撥款保障。
      【修訂草案原文】第四十六條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執法辦案中發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違法犯罪行為的,可以予以訓誡,責令其繳納保證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對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沒收保證金,由公安機關予以治安處罰,并由有關部門依法納入社會征信系統予以記錄;對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依照未成年人保護法相關規定中止或者撤銷其監護資格;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五、家庭的罰則應當具體、清晰
(北京市女法官協會未保委委員 〔法官媽媽〕尚秀云發言)
      尚秀云:第四十六條的罰則應該更具體、更明確。
       我從事少年刑事審判工作三十余年,審理過1200多名少年被告人的案件,長期的審判實踐讓我認識到,問題少年是問題父母的產物。因此,對于未成年人,特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少年出現嚴重危害行為時,若因其不滿十四周歲而不能為此負刑事責任時,應當由其父母為其負部分法律責任,因為他們是監護人,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有責者。
      修訂后的第四十六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違法犯罪行為的,可以予以訓誡,責令其繳納保證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對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沒收保證金,由公安機關予以治安處罰,并由有關部門依法納入社會征信系統予以記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主要理由是首先罰則的執行主體應當更加具體、明確,訓誡、責令繳納保證金以及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執行主體應當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
       其次,保證金繳納的數額和接受培訓的時間、內容應當作出明確、具體規定,例如,海淀法院有一段時間,要求判處緩刑的少年被告人的監護人繳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起到了很好的預防重新犯罪的作用,繳納保證金的數額要根據家庭的經濟情況,比如:一般每年最高繳納人民幣五千到一萬元,緩刑期滿后,如果沒有再犯,退還保證金,對重新犯罪的,要沒收保證金,再例如,英國的《犯罪與擾亂秩序法》規定,法庭對違法犯罪少年的父母可判處“養育令”,強制其就教育孩子相關內容接受為期三個月到一年的培訓和指導,內容包括:如何培養規范行為,如何教育孩子學習規范行為,如何對孩子的青春期做出適當反應,控制孩子行為的方法等,違反要求的家長將被視為違法甚至犯罪,并被處以最高1000英鎊的罰款,美國、新加坡、我國臺灣地區等也有類似規定。
      張荊:建議刪除第四十六條中:“對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沒收保證金,由公安機關予以治安處罰”,刪除的理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沒有規定對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責任的應給與給予治安處罰,因此該條款設立不符合上位法。
      李玫瑾:2000年我去英國考察,專門研究他們制定的《擾亂社會秩序法》,里面主要針對未成年人的違法,還有挑起種族騷亂的成年違法,吸毒人員等。其中大多是針對未成年人的違法行為,他們這部法律規定中有許多“法令”由家庭法院發出,不像我們是刑事處罰之外沒有辦法。
      第一,建議跟英國一樣設立“養育令”,或叫“父母學習令”,專指家長跟孩子一起生活但是他不會管教,比如說有的光掙錢去了,有的忙事業去了,還有是屬于寵溺過度,三個月之內必須每個周末去讀半天的課,寫出怎么教育孩子的心得,才能完成這個令,知道了以前怎么做是不對的,現在怎么做是對的,這應該在我們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當中明確給家長下令。 
       第二,我想建議稱“特殊養教令”,主要針對沒有父母的流浪兒童的特殊養教令,遇到這種孩子一定要把他們送到養護中心區,因為流浪是一個非常壞的惡習,他連保安都干不了,他不愿意呆在一個地方,他就想走,他長大了連個家庭都建立不了,不習慣穩定踏實的生活 。
      第三,我想建議一個“強制完成義務教育令”,就是專門針對逃學,逃學是一個很重要的違法少年的征兆,強制義務教育必須完成九年,英國有一個警察抓逃學者的強制令,就是在上學期間,警察在娛樂場所發現這么一個孩子,然后就給他扣下,為什么上學期間沒有上學?家長知不知道?所以我們要增加這樣一個具體的東西,國外是叫“警察抓捕逃學強制令”,我們國家是不是也應該設立這樣的強制令。
      第四,建議設置“棄養福利折損令”,孩子一違法,國家就給管起來,那么會不會發生:有的父母正不想管呢,就讓孩子從容等,然后讓政府收走管起來,法律要有這樣的設計,現在國家的經濟條件好了,在扶貧中開始給農村解決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現在很多農村到了50歲以上發一點補貼,所謂“福利折扣”就是根據法官裁決,父母沒有盡到養育的基本要求,或沒有達到未成年人保護規定,那在“福利”上要予以折損即折扣,如果你棄養,那福利剝奪。廣東曾有這樣的案件,有女性不斷地孕育,目的竟然是賣孩子,像這樣的人如果存在,社會福利就要扣除,生而不養、濫生等就不能讓他享受社會福利,甚至社會誠信都要有記錄。 
      第五,建議設置“刑期等罰賠償令”。如果一個未滿刑事責任年齡的孩子殺人、傷害、造成較嚴重的財產損失等,在不啟動刑事司法情況下,可否用民事賠償、但按同罪的刑罰年限(至少最低限)計算,逐年賠償。因為有些傷害與損害是一個人的一生或家庭的大半生,鑒于經濟發展經常通貨膨脹,所以賠償不能一次性,按照同罪刑期計算賠償的時間,以家庭收入的百分比扣除,父母分別計算,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設想,這樣設計,許多家長就知道厲害了,他們會認真地管孩子了,過去許多家長說了,我家孩子不到14歲,跟警察都敢說這個話,我讓他整死你,你能咋地?有這條賠償領,他們就不能這么囂張了,14歲以下可以不負刑事責任,但是家庭負連帶的民事賠償責任。要作為一個法令來說,這才能使《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發揮效能。 
六、修法中應當保留“少年法庭制度
      尚秀云:少年法庭制度應該予以保留,原來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條第1款中確立了“少年法庭”制度,此次修訂草案中被刪除,建議應當予以保留,我國其他法律中均未曾提及“少年法庭”,唯有原《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條第1款對“少年法庭”的定位予以明確。如果取消,則對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十分不利的。
保留“少年法庭”條款理由如下:
      (一)建立“少年法庭”,把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區分開來,是對未成年人權利的尊重,是我國現代社會法治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實踐證明“少年法庭”是有效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審判組織。
      自1984年11月上海市長寧區法院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以來,北京市和全國各省市也相繼建立了“少年法庭”和少年審判合議庭,經過30余年的發展,全國四級法院已建立少年審判專門機構或者專人審理機制,共設立“少年法庭”2200多個,從事少年審判的法官7200余人,鑒于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相比較不僅存在年齡數量上的區別,還存在作為責任主體的“人”在“質”上的區別,面對進入青春期孩子不穩定性和可塑性的顯著特點,法官們認真地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寓教于審”的原則,堅持司法社會調查、庭審教育和宣判教育,公正高效地審理了一大批少年刑事案件,使社會上少了一些罪犯,多了一些有用的人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從2009年至2017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9年持續下降,其中,近五年犯罪人數下降幅度較大,年平均降幅超過12%,“少年法庭”的創立和發展,使我國從80年代中期存在的少年犯罪占犯罪總數20%的嚴峻情況,轉變為我國現已成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少年審判機制專業化、規范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現在個別“少年法庭”被撤銷或者合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數量明顯減少了,但是,這不應當成為“少年法庭”被撤銷的理由,正如小孩兒的病和大人的病預防和治療方式不一樣,因此要建立專門的兒科和兒童醫院,“少年法庭”就像醫院的兒科一樣不可或缺,可以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治理對癥下藥,實踐證明,“少年法庭”是符合我國國情和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是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最有效司法防線。
      (二)建立“少年法庭”,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是與國際接軌的需要。
      自19世紀末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相繼制定了關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規,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這是國際司法中多年形成的慣例,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例如,英國于1908年制定了《兒童法》,并建立了“少年法庭”,同年,德國柏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少年法院,1923年制定了《少年刑法》,在亞洲,日本于1923年制定了《少年法》,并設立了少年審判所,后改為家庭裁判所,將少年案件合并于家庭裁判所管轄,印度于1915年在加爾各答設立了“少年法庭”,“少年法庭”的建立,已成為現代世界各國從整體上預防和減少犯罪的基本措施。 
3.?我國的“少年法庭”制度在國內外受到了廣泛的肯定與好評。
      作為曾擔任過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一名基層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據我了解,在每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往往對刑事審判和民事審判都有很多不同意見,但唯獨對挽救孩子的“少年法庭”給予了一致、充分的肯定,此外,我還應邀出席了在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召開的關于預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國際研討會,與會的國際同行、專家學者無不對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大為贊賞。 
      “少年法庭”工作經過30余年的探索和發展,使我國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面貌煥然一新,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少年,有效地預防和治理了未成年人犯罪,也受到了家庭、學校、社會的廣泛肯定和贊譽,長期審判實踐也證明了“少年法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有效的預防、教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審判組織,因此,“少年法庭”制度應當予以保留。
(長沙孟媽媽青少年保護家園孟繁英園長發言)
孟繁英:作為一名人民陪審員,我非常贊同法官媽媽尚秀云提到的現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的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員或者人民陪審員來審理的規定,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中也應當有對少年司法體系的保護,不應當把少年司法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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